“奥斯维辛之后，写诗是野蛮的”：阿多诺在《文化批判与社会》作出的一个判断，历来解读颇多。在这里我理解为，诗那种“私人的自鸣得意的思索”与大屠杀那种冰冷的、无灵魂的残忍形成相当惨烈的对比，以致于诗不可言语屠杀，如果强行写作便天然成了粉饰。

但有人也觉得这是苛责，写诗者一定要为屠杀负责吗？无论我们受到什么伤害，总是要继续生活下去的。

小宁是前者，聂郁偏向于后面一种判断。但聂郁自认是守护者，所以更像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觉悟，这也是小宁对韩非说的“他这样的存在让我知道我的思考是有意义的，还有人还在为我们能进行这样的思考不断努力”的由来。